歐帕瑪・羅伯森（O. Palmer Robertson）《The Christ of the Covenants》（《圣约中的基督》）
希伯来书 9:15–20
15.为此，他作了新约（diatheke）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（diatheke）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16.凡有遗命（diatheke，遗命：原文与“约”字相同）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(留遗命的：原文是diatithemai; ASV、ESV、RSV 作“who made it” 可译为 “订立”) 死了；17.因为人死了，遗命（diatheke）才有效力，若留遗命的（留遗命的：原文是diatithemai; ESV、RSV、 ASV 作 “the one who made it” 可译为“订立者”）尚在，那遗命（隐含 diatheke）还有用处吗？18.所以前约（隐含 diatheke）也不是不用血立的；19.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，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，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，又洒在众百姓身上，20.说：「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（diatheke）的凭据。」
最引人注目的是，《希伯来书》在讲述摩西之约设立仪式的语境中，论述了人如何从违约所带来的咒诅中得释放。若要真正领会新约所带来的福祉与释放，必须将其置于神借摩西与以色列立约时所涉及的“以死为誓” the pledge-to-death之背景下加以理解。
本段经文的关键，在于分析“死亡”与“διαθήκη”（diatheke）的关系。《希伯来书》9:15–20的思想展开，皆围绕这一主题。
“diatheke”在希腊文中既可译为“遗嘱”（last will and testament，新译本作“遗嘱”，和合本作“遗命”），亦可译为“盟约”（covenant）。虽然这两个概念在现代读者心中可能混淆，但在圣经时代，它们是有明确区分的。在《希伯来书》第9章中，判断“diatheke”应作何解的关键，在于其与“死亡”的语义关联。
“死亡”与“遗嘱”的关系对现代人而言较为直观。在现今文化中，“遗嘱”仍具法律效力，因此容易理解：遗嘱在立遗嘱者去世之后才生效；换言之，死亡使遗嘱得以实施。
然而，“死亡”与“盟约”的关系，对现代读者则较难把握。圣经所描述的“盟约”在当今文化中已不再扮演核心角色，使人较难理解其本质。尤其是，“死亡”与“盟约”之间本质性的联系，常常被忽视。
然而，从圣经神学来看，“死亡”与“盟约”的关联，丝毫不亚于“死亡”与“遗嘱”之间的关系。若我们关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研究确有所得，那就是：死亡在盟约设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。无论是亚伯拉罕之约或摩西之约，其设立均包含盟约制定者“象征性死亡”的呈现。神对以色列历史中最终审判的施行，从先知性的角度看，正是对违约者执行盟约中所应许的“死亡咒诅”。
“死亡”与“盟约”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：
在立约之时，立约者的死亡必须以象征性方式呈现。若无这种“以死为誓”的成分，盟约就不算正式确立。一旦盟约被违背，盟约的咒诅便实际临到，违约者必须面对神所执行的死亡审判。因此，一旦盟约遭干犯，死亡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。
综上所述，“遗嘱”与“盟约”皆涉及死亡：死亡使遗嘱生效；死亡同样见证并确立盟约的权威。
显然，这段《希伯来书》的开头经文关注的，正是“死亡”与“盟约”的关系：
“为此，他作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了死，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”（来9:15）
“既然受了死，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。”此处所说的“diatheke”，指的是摩西之约。神借摩西所设立的，不是一份“遗嘱”，而是一份“盟约”。
这节经文表明，基督之死，乃为除去第一约之下所犯的罪而设。立遗嘱者之死，并不能除去人所犯的罪；“遗嘱”的生效与赎罪无关。立遗嘱者之死，并非“替代性”或“赎罪性”的死亡。
但作为新约之制定者（covenant-maker），基督的死确实为人带来了从旧约违约所导致咒诅中的释放。他所流的“立约之血”，既设立了新约，也除去了旧约违约所带来的刑罚。因此，来9:15中的“diatheke”应明确理解为“盟约”，而非“遗嘱”。
“死亡”与“盟约”的关系在来9:18–20中更为清晰：
“所以，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。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之后，就拿牛犊和山羊的血，和水，并朱红色羊毛与牛膝草，把书和众百姓一同洒上，说：‘这是神吩咐你们立约的血。’”（来9:18–20）
“血”与“diatheke”的并列，使人联想到西奈山上的立约仪式。摩西洒血，并非设立一份“遗嘱”；神也并未“死亡”以启用某种遗产分配的安排。相反，西奈的仪式设立的是一种盟约关系。洒上的“立约之血”，庄严地将神与以色列分别为圣，使双方立下生死相系的盟约。
因此，《希伯来书》9:18–20 所述“西奈之血”，明确代表一种“盟约安排”，而非“遗嘱安排”。是死亡印证了“盟约”的确立。
关于希伯来书9:16–17中“死亡”与“diatheke”的关系，争议更大。这两节夹在上下文之间——上下文清楚地显示“死亡”与“盟约”的神学联系，而16–17节却再次引发“diatheke”应作何解的讨论。
但既然来9:15和9:18–20已清楚表明“diatheke”指的是“盟约”，我们便有充分理由假定，16–17节也维持同一含义。由此，第17节开头句尤为引人注目：“因为盟约是在死人之上被确立的。”
一个“遗嘱”并不需要“众多的死体”才能生效，只需一位立遗嘱者之死即可。但设立“盟约”时，则常涉及多重死体。旧约中立约仪式往往需宰杀多只牲畜，以象征违约者当受的死亡审判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第16节“凡有盟约的地方，必须指出立约者的死”，就更容易理解了。这正是旧约立约的方式——立约者通过象征性“死亡呈现”，确立盟约的严肃性。设立盟约必有流血与死亡的象征，印证这是“生死契约”。
第16节与第15节之间的语境，也进一步支持这样的解读。基督之死是为旧约过犯而设（15节）；而这正是因为立约必须包含“立约者的死”（16节）。换言之，基督以恩典代替违约者，担当他们应受的咒诅，从而设立新约。
第17节的后半句是“diatheke”若统一译作“盟约”时最大的挑战。该句直译为：“在立约者尚存时，盟约并不成立。”这似乎更符合“遗嘱”的特性——遗嘱在立遗嘱者活着时无效，唯其死后才生效。但“盟约”在立约者活着时本应有效，这表述似乎构成冲突。
然而，第17节后半句是一个从属句，其解释应依前句：“盟约是在死人之上被确立的。”既然上句强调“死亡确立盟约”，则下句应理解为：若无象征性之死，盟约就尚未正式生效。因此，第17节前后的“确立”（βεβαία）与“生效”（ἰσχύει）讲的是同一立约过程中的不同面向。
再者，第18节以“所以”（ὅθεν）引出，正说明前文所论及的，是关于立约仪式中的流血与死亡，而非遗产的分配。若18节是对17节的具体说明，那么17节中“diatheke”仍应理解为“盟约”。
因此，从语境、结构、旧约背景、语法与神学一致性综合来看，第17节所说的“立约者尚存时盟约无效”，应解释为：完整的立约程序要求立约者象征性地经历死亡。若无此象征性死亡呈现，盟约就尚未正式设立。这正是旧约立约的神学根基。
综上所述，所有的论证都不应使我们忽略此段经文的核心焦点：旧约违约所带来的咒诅，已经完全临到耶稣基督。
基督的死亡，必须放在神与他子民立约的整个历史结构中来理解。基督担当了旧约历史中“立约者若违约，必受死”的法则。他不是以一般的死亡进入世界，而是以“替罪羔羊”的身份，担当盟约咒诅而死。他的死亡，正是神对旧约违约者所应许之死亡咒诅的最终实现。
他真正、完全、顺服地代替了违约的百姓，亲自承担了那“立约之死”。因此，他使我们从咒诅中得释放。
正如来9:22所总结：“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”没有流血，就没有赦罪；没有死亡，就没有盟约的确立。
基督的死就是“立约流血”的最终应验。他献上自己成为立约的牺牲，为违约者而死，担当了背约之罪带来的全部咒诅，使我们这些本应死亡的人，因信得蒙赦免，得享新约中那永恒的产业。
除了上下文的因素之外，还有其他理由支持在
支持希伯来书9:16–17中将“διαθήκη”理解为“盟约”（covenant），而非“遗嘱（新译本）”，“遗命（和合本）”（testament）一些理由。
首先，“διαθήκη”在七十士译本中始终被翻译为“盟约”，因此可以推定，希伯来书中应维持相同的含义。参E. Hatch，《圣经希腊文论文集》（Essays in Biblical Greek，牛津，1889年），第47页起；他指出：“几乎没有疑问，在新约中，尤其是在一本如此深受七十士译本语言影响的书中，这个词必须始终理解为‘盟约’。”另参沃斯（Vos）同书，第33页起。
其次，新约本身（无论在希伯来书或其他书卷中）对该词的使用，同样始终使用“盟约”这一含义。在这两节经文之外，“διαθήκη”在新约共出现31次，皆作“盟约”解，而非“遗嘱或遗命”。仅在加拉太书3:15一处，“遗嘱”之意尚可讨论。这一贯用法反映了新约神学家的思维模式——他们所运用的核心概念是“盟约”，而非“遗嘱”。
第三，若一个论证建立在文字游戏之上，反而削弱了其说服力，这本身就说明将“διαθήκη”解作“遗嘱”并不成立。的确，若要求读者在短短四节经文内，将该词从“盟约”转换为“遗嘱”，再回转为“盟约”，其说服力将大打折扣。
对希伯来书9:17节下半句的这种解释，其最大困难在于：它要求我们将“立约者之死”理解为象征性的，而非实际的死亡。
这个问题或许可以通过一种假设加以解决：即作者所设想的，是一个已被违背的盟约。在盟约条款被违背的情况下，只要立约者尚在，盟约就无法“得以坚立”。在此情境中，所设想的死亡便是实际的，而非象征性的。
这一解释路径确有一些值得肯定之处；然而，整段经文上下文对盟约设的强烈强调，更指向象征性的死亡这一理解，而非实际的死亡。
以下是我个人的意见：
在旧约的立约仪式中，动物的死亡并非象征，而是实际的血祭。这种真实的死亡不仅使盟约得以成立，也预表了新约的实现。
因此，这也解释了《希伯来书》9:16所说：
“凡有遗命（diatheke，遗命：原文与‘约’字相同）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（留遗命的：原文是 diatithemai；ESV、RSV、ASV 作 ‘the one who made it’，可译为‘订立者’）死了。”
（LSV英文翻译：for where a covenant is,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death of the one having made it）
在旧约中，动物的死亡代替了立约者的死，使所立的旧约得以生效。更进一步，旧约中动物的死亡也预表了基督的死。在新约中，唯有完美的羔羊基督的死，才能使所立的新约生效。
作为新约的中保，基督必须亲身受死，才能使他所立的新约生效。这种从动物“代死”到基督“羔羊”之死的对照，揭示了旧约与新约之间的预表与成全关系，也解决了《希伯来书》第九章中关于“diatheke”（约）是否必须以死亡确立的问题。它的生效并非像人立下遗嘱那样依赖订立者的去世，而是因为盟约本身从一开始就以死亡为设立的必要条件。